金庸小说《神雕侠侣》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，郭芙纠结到底喜欢修文、修武俩兄弟中的哪一个，杨过补刀：“两个都爱就是两个都不爱”。好多事情也都是这样的，如果一个事情两个相反的观点争议很大，那可能两种观点都不对。
关于现在社会的割裂，有众多的感慨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，估计都会遭来骂声一片，但还是忍不住想说点什么。我们依旧说古，不为借古讽今，只是想与大家一起回忆这一段往事。
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公案，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一直到今天，依旧是各家说各话。赞成者认为要是王安石变法能成，北宋富国强兵，平西夏，据辽金，华夏文明将不会遭受后来异族入侵的苦难。反对者认为，正是王安石变法毁坏了国家的统治基础，造成流民四起，国力疲惫，才给异族可乘之机。
易学大师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《邵氏闻见录》里有段记载，说有次程颢来见王安石，王安石谈到推行新法有阻力，他儿子王雱在一边插嘴说：“把韩琦、富弼的头砍下来挂到集市上，新法就可以推行下去啦！” 程颢和邵雍在一条巷子里住很长时间，邵伯温听长辈们说的，还是基本可信的。
手里拿把锤子到处都是钉子，在变法派的眼里，只有震慑反对派才能顺利实施新法。这种思想随着党争加剧演变到极致，就出台了离谱的“元祐党籍碑”。将反对变法或者是被认为背叛变法的309人刻在刻在碑上，并要求全国各地复刻。 列入名单中的人还在世的要囚禁或者贬谪，已过世的人要拔除官衔，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为官，皇家子女也不得与此名单上的罪臣子孙后代通婚，已订婚的要奉旨取消。
变法派强硬不近人情，反对派也固执不懂变通。就以不能完全归于旧党的折中派苏轼为例。在新法实施初期，苏轼给皇帝上万言书，历数古今得失，认为变法不可再行，却一直没得到回应。后来神宗皇帝下了一道诏书，严禁强推青苗贷款。算是一个补丁，针对的也是当时最大的漏洞——官僚阶层为了政绩强推青苗贷。面对皇帝对变法的修订，苏轼依然不依不饶，上书引用孟子的话，说一个偷鸡贼想要改过自新，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，以此来讽刺朝廷这种五十步一百步的改进。
变法初期，王安石借助神宗皇帝绝对的信任，将旧党一干人等贬到地方去做官。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，旧党主政的地方，消极怠工，机械推进新法；新党主政的地方为了快速取得效果，不顾实际，强力推行，造成弊端连连。
在皇帝心里，西夏、契丹边患不断，国库空虚，官僚体系效率低下，亟需改革。旧党提出的都是大而化之的概念，新党给出的是具体的路径，怎么选择可想而知。在新党人士心里，没有旧党人士的阻挠，有序推进，新法必成。在旧党人士心里，新党不顾体统，结党营私，与民争利，祸乱天下，必须全力铲除。
那么，两党有没有共识呢，其实在施政目的上没有大的分歧，都希望国富民强，都希望政通人和，都希望外御强敌。争议的只是到达这个目的的方法。渐渐，这个初心已经不再有人提起，争执聚焦在实施不实施新法上，来回折腾。
在这个时期，活跃在帝国舞台上的有欧阳修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富弼、韩琦、王安石、苏轼等等，他们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个人操守，是中国古典史上最群星闪耀的一个时期，变法后四十年不到，伴随着党政各种戏码上演，帝国的家底被一点点掏空，留给了后世无限唏嘘的靖康之变。
回到开头，当两种观点纠结不下之时，说明这两种观点都不是最终的答案。真正达成一致很难实现，这大概是人类组织的悲剧所在。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多么稀缺的觉悟，更多的是不是由我主导的成功宁愿失败——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。
委屈就全是一种极高的智慧，却往往遭受非议。一意孤行者表演着自己的高明，在大厦倾倒以后哀痛自己的观点不受重用，持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，这也是悲剧所在。
振臂疾呼或者惨痛教训都不足以掀起一丝波澜，粗浅的文字更不足以撬动认知的天平，真理是惨白无力的。大道至简，高明的忽悠——信仰，伪装在其他方向里的目的，将争名夺利者推上前台，事成之后享受孤独与落寞，这才是英雄本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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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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